小时候，曾经是一名红军班长的外公，经常给我讲红军长征的故事。当年，外公跟着比他大三岁的哥哥去参加红军，两兄弟都被分配在红五军团13师当战士，刚开始那几年，红军连续打了好些胜利，部队非常有活力，外公因在家时读过一年多的书，而提拔为班长。

外公说，在长征之前，红军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，可以说打得敌人闻风丧胆。特别是第四次反“围剿”，他调动嫡系数十万之众，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“剿匪”军总司令，指挥这次“围剿”，决定采取“分进合击”的方针，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、建宁地区。

然而，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这一仗打下来，在江西宜黄黄陂一带，红军采取诱敌深入，采取大兵团伏击战，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，集中主力歼灭，当时，敌第52、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，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，戒备亦不严密，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，经过两天激战，全歼敌第52师，师长李明被俘，敌第59师除一个多团逃脱外，亦被歼灭，师长陈时骥被俘。

接着，在东陂草台冈，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、徐庄一线，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，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，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，处于孤立态势。二十一日拂晓，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，经激烈战斗，将该敌大部歼灭。二十二日，又在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。其余敌军纷纷撤退。

黄陂、草台冈两仗，共歼敌近三个师，俘敌万余名，缴枪万余支，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“围剿”。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，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：“惟此次挫失，凄惨异常，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”。第四次反“围剿”，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，这次反“围剿”所以能取得胜利，红军的战斗力是相当强的。

第四次“围剿”失败，蒋介石痛定思痛，对红军的围剿沉寂了一些日子，看来单一军事上的所谓剿，根本上来说是做无用功，于是，蒋介石提出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，“用三分的力量作战，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”，“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，来摧毁土匪的武力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，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，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”；“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，使他能倾向我们的主义，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”。

通过修建碉堡，对苏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，当年，江西一带由于长期战乱，农村受长期之扰乱，人民无喘息之余地，实已十室九空，再加上严密封锁，交通物质，两相断绝，内无生产，外无接济，这样一来，的确是很麻烦。

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封锁，苏区的资源消耗殆尽，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，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，受到经济封锁的苏区，物资极度匮乏，特别是吃饭和穿衣，食盐棉衣等物非常缺乏，红军将士被敌人抓捕后，都说成是鸠头鹄面，衣不蔽体，在一些地方，发生过发生粮食恐慌，时有恶性案件发生。

受到封锁影响，红军的武器弹药也匮乏。在封锁之前，苏区通过打土豪等方式筹钱和粮，基本上就被掐断了。封锁前苏区的人均负担0.4元左右，封锁后人均负担迅速增长到了3元左右。

这时的蒋介石也一改前几次围剿的冒进，总想一二次军事行动速战速决，而是从四面八方各路人马慢慢推进的“铁树计划”，跟红军消耗时间，想达到不战以屈人之兵的效果。

纵观前几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，红军主要采取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，所谓的游击战实际上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而运动战就是以小部分部队在正面吸引对方，然后主力包抄到侧后方进行突击，短促突击是运动战的主要战术。红军极力避免阵地战，但碉堡战术让游击战和运动战失效，迫使红军不得不与国军面对面地进行堡垒战和阵地战，这样，优势慢慢地就变得不明显了。

特别是由于经济封锁，根据地人民生活非常困难，红军的装备大都是当地能做的草鞋、布鞋、斗笠、夏布之类，还有“借谷运动”、“筹款运动”、“节省运动”认购红军公债。钱和物都打下借条，但很快就枯竭了，这样，慢慢地红军出现不少逃兵现象，尤其值得上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