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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妮：

爷爷今年82岁了。爸爸（王卫东）把他老人家一生的故事记录下来，作为孝敬他老人家的最昂贵的礼物，这也是送给我们后辈最珍贵的家庭文化遗产。

五年求学的启蒙

蒋家王朝被推翻后，蒋介石逃离大陆时曾说过一句话：“把这个烂摊子甩给毛泽东，让他收拾去吧。”说烂也真够烂得了，一穷二白民不聊生。毛泽东说一张白纸好画画，解放后各级政府都在极尽全力画这一幅画。我的家乡通格朗区在解放前的几年，国民党神木县政府为躲避延安的八路军曾一度逃亡到这里。因有这么一段历史，解放后，通格朗被划为伊克昭盟的直属区，区长宋凤山。这是个老干部，手里经常捏着一个旱烟袋，身着一身农民装，自己不说谁也不知道这就是区长。宋区长上任后一边搞“减租反霸”，一边谋划怎么发展。他知道知识就是生产力，决心要大力培养人才，建立学校。但巧媳妇儿做不了无米之炊。政府没钱怎么办？于是就地取材，因陋就简办起了一所学校。他向附近的村民借了一个大房子，顶头两面炕，作为办学的校舍。有了校舍教师也是个难题，经多方打听，我们邻村麻家湾有个大户人家的子弟在陕坝念书，快毕业了，叫麻瑞祯，他亲自上门请麻瑞祯回来当教师。就这样，在年的冬天通格朗初级小学成立了。时年上学的不足20个学生。

我三佬（叔伯爹爹）是当时我们布连图村的村长，带头把比我大一岁的叔伯哥哥送去念书了。我的母亲早就盼着这一天，但父亲有些不同意。就因为俩人意见不统一，我没能按时入学。后来俩人经过反复商量，我父亲勉强同意，终于统一了意见。这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大抉择！我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跟着大哥去学校报了名，这年我只念了40天的冬书。这也算圆了母亲多年来的一个梦想。

我是个极其好强的人，我想我决不能辜负了妈妈的期望，一定要努力学习，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改变我们王氏家族祖祖辈辈土牛木马少文没化的命运。现在看来，我们这个家族基本实现了“书香门第”，也圆了我的一个梦。

我15岁成家才开始上学，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社会问题，当然比我年龄大的还有很多。当时人们生活贫困，社会落后。就以我们用的文具而言，每人一个沙盘，一支毛笔，一个砚瓦，一锭墨，几张麻纸。这就是我的“文房四宝”。练生字，用一根柴棍或手指当笔在沙盘上写，麻纸是写作文和写仿用的。到了53年后才有了铅笔，后有了钢笔，有了油光纸（当时也称钢连纸），文具有了很大的改善，写作方便多了。后来开设珠算课，为了买一个算盘子，我父亲不惜五斗糜子，卖了五万块钱（那时纸币以万为单位，一万约等于现在的一块），买了一个算盘子，我把这个算盘子当作我人生的一个见证，精心呵护，现在还完好无损。

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人们的生活也在一天天改变着。52年新的校舍就盖起来了，由初小转为完全小学，老师学生都多了起来。初小我只念了一年又三个冬书，参加高小考试的有三所初小，多名考生，我考了第一名，也算有了一点点收获。高小两年制我全读完了，毕业考试仍然名列前茅。在校时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，表现较好，在老师和学生中间有了一些威信，连任了几年班主席，这为我毕业后参加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

学历不等于能力，文凭也不等于水平。一个人能不能成才，关键在于不断的追求和奋斗。我的人生起始于通格朗学校那两盘大炕，麻瑞祯是我的老师，他给了我认识世界的最初的启蒙和不懈追求的能量。毛乌素大漠那些我所停留过的地方，都是我绝好的学习道具。在那里写字，无需纸张笔墨，率性而为，纵横捭阖。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，纸笔砚墨对我来说无疑是奢侈品。在我上学或牧牛的过程中我抓住一切可用的空间，坐在温暖湿润的沙滩上，食指当笔，重复我曾经的过目，后来我参加工作，能用汉字表情达意，上传下达，我才明白，就是那块能随时听得见虫鸣鸟叫人烟稀少的大漠，奠定了我人生最为厚重的基石。

毕业后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，对我的人生和前途开始考虑。当时只能回乡务农，情绪很低落，出路在哪里？我在思考着我的未来。特别是王买则的皮鞭我无法释怀，为什么王买则不打富人的孩子，专打穷人的子弟？后来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：人穷就要挨打！与其说王买则的皮鞭让我蒙受了奇耻大辱，不如说王买则的皮鞭警醒了我，让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。我暗下决心发奋图强！即使脸朝黄土背朝天，也要挺着腰杆，脚踏实地地干，要活出个人样，出人头地！当农民也要当一个好农民，好劳模！

土改一年的收获

解放后农民得到的最大实惠就是土地改革。毛泽东说：“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。”历朝历代，土地都是私有制，集中在少数有钱人的手里，广大贫苦的农民手无寸土，这也是造成国家贫穷民不聊生的一个根本原因。毛泽东、共产党为什么受到人们的拥戴和欢迎？就是将几千年来少数人拥有的土地没收，平均分配给了广大的劳苦大众，做到了耕者有其田。在解放后的年，全国

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群众运动。

那是52年的春天，以王玉山为首的三人工作组驻进了我们村。首先他们召开群众大会，讲明来历和土改政策。因为土改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，农民早就盼着这一天，所以一把火就燃遍了整个大漠。

土改总的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、团结中农、孤立富农、打击地主。工作组的步骤大体分五个阶段：即宣传摸底发动群众阶段；划定阶级成分阶段；批斗地主阶段；分配土地及生产资料阶段；土改复查阶段。这里我想着重写一下“划定成分”、“批斗地主”和“分配生产资料”三个问题。

一是划定阶级成分。这有严格的政策界限：主要根据各家各户拥有土地情况来划分为：地主、富农、小土地出租、中农、贫农、雇农等等。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，靠揽工和“捉牛惧”过日子的人，一般可划定为雇农；没有土地但有耕畜农具，靠“半种地主的土地”的人一般划定为贫农；有土地自耕的但无剥削者一般被划定为中农；被划定为地主成分的主要是通过自报、群众评议和算账的办法决定。算得主要是解放前三年的账，以自种自收的量和从他人身上剥削的量进行对比，剥削量超过自收量的半数以上（具体有百分比）者定为富农；剥削量的比重更大者则定为地主。我家从“口里”走到“口外”，在巴嘎淖尔安家落户，主要是靠半种大户人家的土地而生存下来，因而被划定为光荣的贫农。

二是斗地主。成分被划定以后，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，依靠谁，打击谁等问题都清楚了。苦大仇深的人是批斗地主的骨干。政府的政策是“强调文斗，不准打人。”但群众发动起来后难以控制。过去的穷人一下子翻了身，做了国家的主人，好像才一下子明白了过去的受苦受难就是这些地主老财的所为，把一腔愤怒全部发泄到了这些人的身上。虽然政府强调不准打人，但他们想出了很多的办法，比如“揪胡子”、“拧耳朵”等等五花八门，不少地主富农的耳朵被“拧”得鲜血淋淋。地主的嚣张气焰被彻底地打下去了。广大群众扬眉吐气喜笑颜开，会前会后锣鼓喧天。扭秧歌、踩高跷、唱歌、跳舞好不热闹。“共产党万岁”，“毛主席万岁”等口号连绵不断，到处都是喜庆祥和生龙活虎的场面。

我父亲不大关心政治，他关心就是他那几亩瘠薄的土地。因此从不参加开会，凡有会都是指派我去参加。我当时是一个民兵了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查夜、站岗、保卫会场的安全和监视地主富农的活动等等。

三是生产资料的分配。没收地主的土地、财产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，将没收、征收的土地按自然村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。农民万分高兴，扬眉吐气地唱着“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，咱们穷人翻了身，唱起歌儿大街上走，再不是愁眉苦脸的人”、“树上喜鹊叫喳喳，翻身农民笑哈哈，如果没有共产党，土地哪能回老家”、“千年的铁树开了花，千里的土地回了家”等歌曲。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，收入全归自己所有，于是，千百万农民积极主动地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，千方百计挖掘生产潜力，农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释放。

我们村都是按人口分配，但有轮歇地和等级地之分，轮歇地每户大约能分上百亩；等级地每户只能分到十几亩。我自作主张，自报要分等级地，结果被分在六队刘家河畔南，离家较远。冬天在土改复查中，父母亲不愿意搬家，就又换成了轮歇地，后来全部沙化，没法耕种。

52年我只念了冬书，正好一个夏天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。通过这次运动，我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，对政治有了一些了解，明白了很多道理，知道了做人要善良、要诚实，哪些事该做，哪些事不该做，哪些事不能做，这也是我一生未犯大的错误的一个原因。

乡政府五年的辛劳

小学毕业后，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，我坚定了要在农业战线上大干一场的准备。年冬天组建了初级农业合作社。56年五月份的一天，乡政府捎来话，要我回乡政府一趟，当时我正和社员们一起给农业社锄麻子，对组织上的命令，我没敢懈怠半分，连家也没回撂下锄头就跑。报到后，原来是让我去信用社当会计。幸运之神就这样光临了我这个穷小子。高兴得我一蹦三尺高。在信用社工作了三个月，乡政府看下我还是一块有价值的材料，就被调到乡政府搞文书工作。这是我人生的起点。当时任何消息都没有，任何手续都没办，自己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稀里糊涂就当上了乡干部。

后来我常想，和我一样念书的人有很多，为什么幸运之神就偏偏降临到我的头上？这既有历史的原因，也有个人的因素。历史的原因是那个时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，我小学毕业识了几个字就算文化人了，比现在的大学生还吃香，国家百废待新缺乏的就是人才。个人的因素主要是自己追求上进，不断努力的结果。俗话说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”以我的文化，要承担乡政府的工作，特别是文书工作，显得很吃力。但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因此汉语字词典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遇到生僻的字，不会写的字，我就请教这位“大师”，寻音问节，一笔一划，照猫画虎。许多教科书上没有的生僻字我都居然铭记于心。后来毛主席号召领导干部要读《红楼梦》，我居然能通读几遍，现在我已八十岁，闲来无恙还在看《红楼梦》。

在信用社干了三个月给了我五块钱的工资，调到乡政府后，每月的工资定为15元。到九月份，工资改革，乡政府由半脱产改为全脱产，我的工资被定为30级，工资额为30.5元。那时候人的思想同现在的人大不一样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经济动物，一切都是钱为大。我们那时候对钱无所谓，都是讲思想比贡献，一个心眼儿只想着为人民服务。即使有个调级机会，也是你敬我让，从不争抢。记得57年调级，乡政府给了一个指标，经民主评议认为我的贡献大表现好就给了我，但我坚持不要，对此乡长生了气批评了我几句，不得不接受，工资增加了3块，涨到了33.5元。

乡文书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工作，当时我还兼任着团总支书记。“上头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，事无巨细，会议又多，有时忙得焦头烂额。今天妇联、明天团委，上面所有的部门都得应酬，应接不暇。乡政府那时候才四五个人，但大多数不识几个字，不会写，好多的材料都堆积到了我一个人身上，我还真成了香饽饽。加上还有其他好多事务要处理，我的担子很重，确实累得够呛。记得有一次书记要到旗里开会，要带工作总结报告和很多报表。时间短，任务重，怎么办呢？我想了一个办法，把农业社的所有会计连夜通知回来，让他们填写报表，我写总结，两天两夜没睡觉，总算把材料赶出来了，没有误事，自感兴奋，很有成就感。

为什么文书工作这么忙呢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办公设备简陋，一支刻笔，一块钢板，一张蜡纸，一台油印机，这就是当时的办公设备。材料脱稿后还要经过这几道手续才能出来，这就占用了好多时间。再加上我这个人对自己要求苛刻，写出来的东西回头一看觉得不行再修改，修改的多了自己也看不清了再重写。实际不是给领导打不了交代，而是自己给自己交代不了，纯粹自我折磨。

文书工作虽然苦一些，但确实是一个锻炼人的岗位，接触的事多，看得多，写得多，自我提高的就比较快。但也有副作用，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睡觉不好，同我所从事的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，也可以说是职业病。

上述我只写了文书工作的一个侧面。乡政府的工作是包罗万象的，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当年有些做法是错误的。比如年农业合作化，创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当时虽然提倡“入社自愿，退社自由”，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哪有“自由”？我父亲一贯思想“落后”，工作队三番五次做工作就是做不通。但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乡里一声令下，不想入也得入，不入便被打入“另册”，谁敢不入？因此我父亲靠辛勤劳作发展起来的一群牛被“合作化”掉了，人们生产积极性开始受到严重挫伤。年一个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的“大跃进”运动展开，人民公社应运而生！年秋，乡党委一声令下，就将一个乡以内的高级社合并为一个公社，与乡政府一套班子两块牌子，称为“政社合一”体制。

人民公社既是大跃进的产物，也是大跃进错误行为的“帮凶”——铸就了大跃进的错误。“共产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桥梁”的歌声把千百万农民催上“共产主义”大道。通过人民公社“一平二调”，大办公共食堂，所有人在一个锅里搅稀稠。有些地方把房子拆掉充当燃料“大炼钢铁”，私人的铁锅、铁锤等铁器被搜去顶了钢铁上交任务。还比如车辆轴承化、耕地深翻等等，都是一些劳民伤财的事。

人民公社虽然办起来了，但农民出工不出力，种地打不下粮食影响到了官员们的政绩，于是浮夸风盛行，而且越刮越大。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，实际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出现了矛盾，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。如果不搞合作化、人民公社，国家的发展可能要快一些，人民生活可能要好一些。

58年，扎萨克旗和郡王旗合并为伊金霍洛旗，上动下行，随之，公尼召、红庆河、通格朗三个乡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，即红庆河人民公社，这样工作人员就多起来了。59年5月份我被调到了红海子人民公社，同样任文书。在该社工作了近两年时间，我入了党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解决了政治生命问题，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点。

(爷爷，爸爸，奶奶，年回老家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