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：共识网
八十年代的学界太子党与丛书编委会
沈言：八十年代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，而当时学人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丛书的编撰，您也参与到了其中，能否与我们分享下您当时的一些经历和故事？
刘东：我曾在哈佛做过一次演讲，当时，杜维明、史华兹、柯文等人都在现场听，在演讲过程中，我回顾了这样一件往事：在八十年代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团体主要以丛书编委会的形式出现，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改革开放之初，老百姓、读书人对于书的渴望，是现在的我们所不能想象的，走向未来丛书的销量简直跟文革时代卖新版《毛选》似的，读者半夜就开始排队，新华书店一开门，玻璃柜台就被挤烂了，很多书当天就得翻印，我翻译的《马克斯·韦伯》，第一版的印数就过了10万册。
在这种民间热情的推动下，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编委会文化，一时间各种编委会满天飞，这显然是中国特殊体制的产物。如果不是横遭外力的阻断，它也许可以作为雏形的制度文化，顺势在民间成长起来，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骨干组织。算起来，在这些编委会中间，最有力量也最成气候的，要数最早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，和后起的文化：中国与世界编委会，而我又碰巧同时参与了这两者，所以，从那时起就不得不两相比较，因为虽说两边都是读书人，但文化氛围、操作模式却大为不同。
当然，相对而言，文化：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书卷气显得更浓，也跟我本人的心向更为投合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你们现在看到的学界的一时之选，很多是在当时被选出来的，并从此在学界活跃了几十年。根据甘阳的转述，这群人当时被昵称为学界的太子党，因为他们都属于老师宿儒的嫡传，比如甘阳是张世英的弟子，陈嘉映、王炜是熊伟的弟子，陈来是张岱年的弟子，陈平原、钱理群是王瑶的弟子，而我则是李泽厚的弟子，等等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人还是老先生们的小徒弟。这些老先生，早年当然是以学问为天职的，建国以后，他们却经历了若干年的思想改造，也只有到了晚年，才总算是熬出了头，摘掉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标签，可以重新回归到学问上。所以，尽管他们以前也不是没带过学生，可是对那些又红又专，甚至只红不专的人，他们既不敢真心地教，教了人家也未必会真心地学，只有到了铁树开花的时节，学术氛围逐渐自由了，教起学生才更加得心应手，也才敢把肚里的真货掏出来。那些老先生跟这些学生，往往差了很大的年纪，有点隔代遗传的意思。但这种格局对青年学者而言，反而比现在好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只红不专的中年学者，当时可能连副教授都没评上，还没有力量压制年轻人，无形中就放了年轻学者一马。当然，他们还可以慢慢地熬，直到老先生全都谢世了，他们就可以掌控学术资源了，而这正是后来的情况，其效果你们现在都看得见。
另一方面，平心而论，丛书编委会的文化最早还是源于走向未来丛书，这算是一种很有想法的制度创新，后来大家也发现，它比较适合国情，所以得到了广泛的采用。我个人也从那个编委会，学到了进行操作的能力，而这对我后来的选择，也都起了很实际的作用。当时，出版社具有两面性，一方面它是事业单位，是政府出版部门的代言人，另一方面它又是企业单位，要走向市场，后者导致它急切地找好书，正好我们这批刚从老先生那学到一点东西的人，个人的名气有限，虽然有些新想法，却没法进入图书市场，编委会就成为我们集结力量、推广自己研究的一种方式。
没有丛书编委会之前，我们想发表文章、出书，都要通过邮寄，好处在于，当时稿件投递不收钱，只要把信封剪一个角就可以寄过去了。出版社经常会退回来，我的一个同学有时候玩得高兴了，每天往外投一次稿件，反正不要钱，稿子被退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脸一红，把人家的信封反过来使用，再把稿子拿回去接着投，就像变帽子戏法一样。但总的来说，那时候的情况就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
八十年代的年轻人，相比起来更不安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大家转念想到，如果自己结成一个团队，依靠自身掌握的知识优势，就有了跟出版社谈判的筹码，最早是跟四川人民出版社谈，大家组织了一个编委会，成员都是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年轻人，最后协商决定，编委会负责选题，出版社负责出版，这是一个创举。由于这种形式很成功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，出版社也很高兴。
我的《西方的丑学》刚好赶上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三批，尽管那个版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，但当时第一版印数却是4万册，第二版印数有9万册。但第一版的时候我只收到了两千多块钱的稿费，后来第二版加印成9万册，只额外付了我八十块钱。因为出版社稿酬结构是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，印数稿酬几乎等于零。最少的时候，我拿过五毛钱的印数稿酬。
现在想想，会觉得历史给我们开了玩笑。那时候的书，制作得很粗糙，结果卖这么多。现在我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，每本书都花了很多心思做设计，也就几千册的销量。然而在两种情况下，物质性的报酬都相当少。当然反过来说，这种窘境也一直在迫使我们努力，不会像一些付酬过高（overpay）的地区，弄得知识分子很早就失去了干劲。
总而言之，出版社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它本身是事业单位，也得印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邓小平选集》，除此之外，它们还得尝试迎合市场需求出版一些图书。我们当年这些书既建立了名声，效益也不错，出版社就竞相效仿，年轻人随之开始结成一种非正式的社团。如果不是八十年代末的那次事件，这些社团可能变成正规的社会团体。这就是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故事。
无期徒刑：海外汉学研究的引介
沈言：八十年代，您开始陆续参与编辑或主编走向未来丛书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。因为怎样的契机，您参与到这些工作当中？
刘东：刚才说过，在八十年代，北京知识界有三个山头：走向未来、文化：中国与世界和中国文化书院，最后一个我是到了九十年代，才在名义上加入了。年，走向未来出版了我的《西方的丑学》，刘青峰又给我看了金观涛写的一段话，大意是必须把我纳入编委会，而我当时还比较特殊，仍然在外地教书，编委的其他成员都在北京，他们已经做出了很多成果。但我来到北京以后，凭着年轻人的热情，却承担了相当多的工作，因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的很多人都开始进入机要部门工作了。
几乎就在同时，我又参加了文化：中国与世界编委会，主要成员是甘阳、刘小枫、苏国勋、陈嘉映等人，最开始想交给工人出版社出版，后来刚好赶上沈昌文从人民出版社领出来一个三联书店的副牌子，什么资产都没有，还背了几十万的债，就把这套书的出版计划拿走了。而正是这套书，奠定了三联书店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。
至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动议，构思于我在社科院读博士期间。当时南京大学跟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合作，办了一个中美文化中心，而南大是我的母校，在那里我读到了不少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专著。那时候的中国真是百废待兴，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海外有那么多汉学家。同样在北京，还有坐落北海的国家图书馆，当时还叫北京图书馆，里边有个西文新书陈列室，那里也有很多汉学著作，读多了以后，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书介绍给国人，于是就试着做起这套译丛。
当时，我和甘阳的共识是，文化：中国与世界是大丛书，海外中国研究只是我小小的自留地。没想到天翻地覆之后，海外中国研究也变成了大丛书，甚至是规模最大的学术丛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江苏人民出版社换了五、六任总编辑，按照常情，新的总编上台之后总想把旧的项目拿掉，这跟政府换届时，新领导人上台会做的事差不多，可我们还是熬过来了。现在当然不会这样了，就像一滴墨水滴入水中，扩散到了每个角落，整个出版社都成了我的好朋友。
刚才说过，海外中国研究已变成了中国第一大丛书，到底多大规模呢？如果没有同样由我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，即使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数量除以2，它大概也还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丛书。现在有差不多多种，后续筹划出版的书目已经达到多种，仍在不断地出版。
这也改变了丛书的概念。过去的丛书往往是有既定的一批书，把它们打包出版出来。比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，它积攒了多少代知识分子的成果啊！或者像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，他发现了一批方向相似的好书，便将它们集结出版。
正因为这样，以往省里负责出版的领导，见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，便会问他：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得差不多了吧？但到了去年，江苏人民出版社成立60周年，开了个纪念的会议，会上就有人转而认识到：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不停地出版，这事很有挑战性，令我们改变了丛书的观念。我的看法则是：为什么要停止呢？这就是美国汉学的一个展示窗口。全世界4/5的汉学家都集中在一个国家：美利坚合众国。美国汉学家有多人，他们都在不停地写书，我一年挑几本最优秀的，永远也出不完。
2年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，也在翻译海外的汉学研究。负责人来也邀请我参加，我在旁边笑着说：你们的情况比我强，你们是有期徒刑，我是无期徒刑。我编书老没结束的时候，而他们是国家工程，现在已经不出了。他们启动的时候，势头看起来很猛，拿的钱也比我们多，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出新书了，出版过的书也没见再版。
与邓正来的一次酒局：人文与社会译丛的缘起
沈言：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经做出成效，且工作量也不小，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又主编一套人文与社会译丛呢？
刘东：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，那是在年之前，我侥幸留下的一张合同，让我还能沿着八十年代的余脉，编出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。
刘苏里曾经就此回忆说，年以后，编书编得好的人都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宿将，有所谓南北二刘之说。刘小枫在中山大学，我在北京，在继续编辑丛书方面，他和我都继承了八十年代的传统。而后来的学者，就不太懂跟出版社谈判的技巧，比如怎么起草合同了。每一次跟出版社开会，之所以我说的话能够让出版社的老总感兴趣，就因为他们发现我真的懂出版。
说到人文与社会译丛，我在它第二版序言里写过一句话：过了十几年，可以跟你们和盘托出，这个书的动议是在街上的人流中产生的。没说得更细，大家可以发挥想象。八十年代的年轻学者，当然有很多好处，但也有一个很大的局限，就是往往不知天高地厚，以为自己已经什么都懂了。可是，面临八十年代的社会运动，我们突然发现，自己所学的东西远远不够。我们的知识结构是有很大缺陷的，这跟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有关。
现代的文科，并不仅仅指涉文、史、哲。按说，我本科读的是南京大学政治系的哲学专业，可是政治学系里怎么会有哲学专业呢？因为政治就是官方所说的政治课，所以里面能有哲学专业，后来才多出个经济专业。当年的院系调整和关停并转，导致一个结果：政治学系、法学系、社会学系、人类学系等都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。由此就导致了，当我们面对巨大社会运动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工具抓手，没有相应的思想装备。在思考社会的各类运动时，当然得利用查尔斯·蒂利的社会运动理论或者查尔斯·泰勒的社会想象理论，等等。
而恰逢这个时候，邓正来编了一个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（香港）》，名义上是香港版，其实是在大陆编的，我、陈来、林毅夫、梁治平、樊纲、黄平等等，都是编委会的成员。但这里所用的社会科学概念，还是在沿着正统官方的定义。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，人类知识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。在中国，有一段时间里，社会科学被看成是文科的代名词，但它更多是文、史、哲，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社会学、人类学。
有了上边的这些缘故和心结，有天，邓正来到我这里喝酒，喝得高兴了，我说：咱们再编一个中国社会科学文库吧。他说：那你开书单。当时兴致很高，我说：开就开。于是，我就开了一个书单。结果，邓正来因为事情太多，也没有落实，我当时已经背着引进海外汉学研究的包袱了，不想增加自己的负担，总不能背上了海外的中学以后，再背上海外的西学吧？但是好几年里都没人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，我最后还是看不下去，就把这摊事接了过来。正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，后来我才感慨地说，别看表面上分为这派、那派，其实中国只有动手派和袖手派。
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一个显著的差别。在八十年代，知识分子普遍对理论有一种渴望，九十年代则是对理论的一种眩晕。年以前，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较为一致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的人出国了，回来以后，就开始推销自己学到的各式理论。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新的理论，让受众目不暇接，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。
有时候，西方理论会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，我也曾把柯文请到北大做演讲，他当时趾高气扬地批评我们说：你们总是批评义和团，是因为看不懂义和团，义和团其实很正常。而晚清知识分子的批评和你们现在的不理解，都是因为你们缺乏西方最先进的理论。在他这里，中国文明自身的价值规范被头足倒立地推翻了。当然，义和团运动刚兴起的时候，我相信只要是中国的士大夫，无论是张之洞，还是李鸿章，对此都是很反感的，毕竟那种怪力乱神向来国家灭亡的前兆，而且，义和团的思维模式中，包含有很强的盲目排外的成分。然而在柯文那里，中国传统社会中最落后的东西，正由于有了西方理论的诠释，反而被说成是先进的，而我们自认为先进的文化，由于反正没有西方理论先进，就被判定为必须抛弃掉的，诸如此类的是非颠倒，造成知识分子产生一种理论的眩晕感。
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，这跟五四时期的中国非常相似。我曾写过一篇研究周作人的文章，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，其结构是儒杨互补的，正因为周初人文精神的跃动，和传统信仰世界的坍塌，导致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：如果每个人暗中是一个杨朱的话，就得有利他主义的儒家来收拾人心，作为摆得上桌面的正面意识形态，来构成相对平衡的结构。可是，到了五四期间，中国的杨朱被看作是individual的，它被判定为最先进的，反而把作为社会正面价值的儒家给打倒了。而等到真正打掉儒家之后，人们才发现社会已经礼崩乐坏了。
对于由此产生的理论眩晕，有两点需要澄清：第一，我不赞成完全沿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走，那只是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。第二，我也不赞成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论，因为这只会让我们被最差的理论俘获。比如，现在做中国史学研究的很多人被日本传来的实证史学所俘获，他们不知道那也只是西方理论的一种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加强对话的基础上，去追求迎头赶上。
时间久了，老实人是不吃亏的
沈言：在图书翻译、编辑过程中，版权是个大问题，在这方面，您有没有遇到困难？
刘东：八十年代，中国出版界还不必考虑翻译版权，很多译著在翻译完了以后，直接就出版了，很少有人会想到要购买版权。年，中国加入了《世界版权公约》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，很多译著的出版都要提前购买版权，这让我们这批八十年代的丛书编委们有些猝不及防。本来，我们跟一些出版社已经商量好了，准备合作出版一批译著，这时候却突然发现，想出版译著还要先买版权。而当时的情况是，大家都未养成购买版权的习惯，这种环境下，任何一家出版社去买，就意味着它的出版成本会很高，最后，那批书也就没能出成。
在这种犬牙交错的情况下，独自是很难遵守规则的。有一次，耶鲁的孙康宜跟我在北大开会。当时，她遇到个难题，她用的officeword是英文版的，但她是个汉学家，需要处理大量的汉字，这导致她的日常写作很不方便，我给她支了个招，让她再装个中文版的officeword，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一开始，她声称要装正版的officeword，可后来，一听说正版的要花块，盗版的只要8块钱，这下遵守规则的成本就实在太高了。
可即使如此，及早地重视这个问题，还是会带来很大的主动。可以说，那些跟我合作比较久的出版社，也正是那些重视版权问题的出版社。甚至可以说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它们的版权部门是为我们的编委会建的，选题和书目由我们决定，它们负责联系版权和出版，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出版分工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我看上一本书，准备把它加入到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里，这时候，我只要用手机给书的封面拍张照片，传给译林出版社，由他们负责购买这本书的版权就行了。
相形之下，我也曾参加过某国家出版工程的研讨会，与会的学者都在热烈地讨论备选的书单，可我看了一遍名单却说：你们这里只有两种书：一种是版权已经被我买走的，另一种是我没看上的。很显然，我们的工作效率比起官方要高很多。他们在国家工程的名义下，负责的学者得先讨论，随后写课题论证，接着还要复议，最后报给官方主管审批。等他们的程序走完了，恐怕我的书都已经出版了。
在选书的时候，其实我也经常看走眼，但我却可以担保，绝对不会故意选错，只不过有的时候，用原版读觉得很深奥，翻译成中文后又有点后悔。可以举个例子，一个朋友翻译了一位德国学者研究中国的专著，他找到我，希望能把这本书挂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名目下出版，还允诺说，如果书出版了，那位德国学者可以请我到德国做半年访问。我要求先看看书，还告诉他说：这两件事别混淆了，出版是出版，访问是访问。看完了之后，我提了一大堆修改意见，大意是书的选题不错，但有很多问题得修订，结果人家一句不改，转头就把书交给别的出版社出版了。后来听说，那本书的责任编辑，因为学术水平高，被德国人请去做了半年访问，这就叫穷庙富方丈。
对我这个来自孔子家乡的人来说，很难迈过去的坎就是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，在有些事上，不能做就是不能做，该吃亏就得吃亏，只需要记住一点：时间久了，老实人是不吃亏的。现在，出版社之所以一直接我选定的书，出版我选定的书，就是因为几十年的实践让他们对我放心，这构成了后来得心应手的前提。
刚刚从芝加哥大学回来，在那边访问的一个月里，有家全美最好的书店，我去了那里至少有十次，天天坐在那儿看书，最后却只选中一本书，准备把它引介到国内。这样选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，就是美国的汉学研究在中国的声誉极大，中国人以为美国的汉学研究全都是高水平的，实际上，在不出版，就灭亡的压力下，他们的垃圾书也很多。
中国需要一场大规模的阅读运动
沈言：在西学的引进方面，你做了很多工作。但随着国外译著引进得越来越多，问题也随之而来，比如人文与社会译丛引入了很多伯林的著述，但中国人对伯林的患有白癜风要如何治疗治疗白癜风的特效药
